当前北京市水资源短缺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日趋严重，如何解决北京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日前，本报记者就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现状与解决途径等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何希吾与顾定法。他们二人从事我国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研究数十年，现在仍在积极参与北京市水资源定额管理的有关项目。
据何希吾介绍，水资源短缺是现在北京市面临的现实问题，已经使北京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导致了生产结构的调整。水资源短缺导致北京的钢铁、纺织、化工等高耗水耗能产业生产成本过高，只能迁出另寻水源较充沛地区继续发展。不过，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北京市的工业结构从轻重工业向高新科技产业的转型，更加符合北京市的发展定位。
“北京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包括地表、地下水，每年有40多亿立方米；但90年代以后，水资源总量锐减到了每年22亿多立方米。水量减少和城市发展带来的需水量增加使得北京开始出现水资源匮乏的现象，进而导致了像首钢这种高耗水企业的迁出。”何希吾说，“首钢一年的耗水量即达5000万立方米，还有其他诸如纺织厂等企业的耗水量也十分可观，所以这类企业的迁出是必然趋势。而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视，实现了高速发展。这也恰好契合了北京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的发展定位。”
其次是农业和生态环境。北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诸如京西稻米等著名农产品，但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很多稻田都转为旱作，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至于生态环境方面，顾定法说，水资源匮乏使得人们开始大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地面下沉，结果出现了建筑地基不稳等问题。另一方面，水量不足还会导致河道干涸、植被退化等现象，对北京市生态环境也非常不利。
而在生活用水保障方面，何希吾表示，政府是比较重视的，保障市民生活用水没有问题。
当记者问起是什么导致了北京市水资源的短缺时，顾定法说：“全球变暖导致华北地区整体降水量减少、部分行业和单位仍然存在不合理用水现象以及城市规模扩张过快是三个主要的原因。”
解决水资源问题，不外是“开源”和“节流”两条路。何希吾介绍，现在从开源的角度来讲，只有南水北调是比较现实的可期待水源，其他方面还看不出效果如何。
“通常情况下，降水和径流是两条主要补水途径。”顾定法进一步解释说，“但降水取决于大气候，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努力所能改变的；而径流则主要来自于河北、山西等省份，华北地区整体降水的减少和这些省份自身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也使得进入北京的径流减少成为必然。为了满足北京市发展的需要，周边省份现在已经在工农业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仍然不能为北京再提供更多的水源。”
据了解，2010年开始，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工程前期将为北京提供每年10亿立方米的水源，远景规划是每年15亿立方米。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满足北京市城市规模飞速膨胀的需要。
“合理规划、控制城市规模对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危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顾定法说，“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1600万，而北京市规划发展规模是常住人口到2020年达到1800万。南水北调每年来水15亿立方米，加上北京市平均水资源补给的乐观估计数据是每年40亿立方米，总共55亿立方米的水源要满足北京市如此迅速的扩张需要仍然是力有不逮的，再过数年就将捉襟见肘。”
“既然水源有限，要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匮乏问题，节流就成了关键。”何希吾说，“现在北京市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在节水政策和实施等方面均处在全国前列。相对于上海、广州等其他大城市来说，从节水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到节水器具的更新比例，再到节水研究项目的投入力度等方面，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步。
现在，北京市工业用水重用率达到88%以上、各大机关和学校等单位的节水器具已更换80%以上并部分实现了中水回用。
但何希吾与顾定法也提出，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现在北京市节水管理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何希吾说，不足主要体现在北京市现行的“一刀切”的制度上。现在无论本来用水是处于浪费还是节约的单位，都被强制要求降低一定比例的用水量。这种模式从侧面打击了一些本身节水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单位的积极性，亟须改变。
“我们提出要定额管理用水量，正是针对了这种问题。”顾定法说，“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根据客观需要，为不同规模的不同行业制定出合理的用水量标准，为大家提供一个节水、用水的准绳，让大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低于指标的奖、高于指标的要罚，赏罚分明才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节水积极性，实现我们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目标。”
“节流是长远大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无论地区水量充沛还是匮乏，都需要我们坚持贯彻实施。”两人最后总结道：“对于北京市来说，合理规划城市发展规模与节水、合理利用水资源是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危机的最终出路。”